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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1年10月4日，上海法租界巡捕房，陈独秀因涉嫌发表反帝言论被捕。
那时的他既是北京大学教授，也是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。
巡捕一时还没有掌握他与共产党之间的直接联系，案情并未完全明朗。
陈独秀被捕后，上海的营救活动很快展开。
蔡元培、胡适等人出面斡旋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设法施加影响。
陈独秀声望很高，社会关系广，这使租界当局不敢轻易把案件扩大。
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上海街头出现了一份传单，题目叫《伟大的陈独秀》。
内容极力称颂陈独秀的革命经历，并以共产党的名义印发。
传单看似在替陈独秀辩护，实际上却把他的政治身份和组织关系暴露在了巡捕眼前。
这份传单的具体责任，后来被包惠僧明确指向张国焘。
包惠僧在回忆中说，张国焘没有经过中央局讨论，便擅自发表宣言。
按照他的判断，这种做法不是正常宣传，而是把陈独秀推到了租界当局的视线之下。
张国焘究竟是有意为之，还是政治经验不足造成的失误，历史材料没有留下足以服众的完整证据。
不过，事情的后果非常清楚：一名正在接受营救的共产党负责人，被公开贴上了革命组织的标签。
包惠僧后来曾当面追问：“为什么要发这个宣言？
”张国焘回答，这是政治宣传，很有必要。
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消除疑问，反而使这件事显得更加复杂。
因为在秘密组织刚刚起步的阶段，公开暴露成员身份，绝不是一般的宣传疏忽。
当时的张国焘并非普通党员。
中共一大后成立的中央局由陈独秀、张国焘、李达组成，陈独秀负责主持中央工作，张国焘负责组织事务。
名义上的分工之外，也存在着明显的权力竞争。
张国焘年轻、精力旺盛，参与早期工人运动和组织筹建，确实有过积极表现。
但他对陈独秀的领导地位并不完全服气，认为陈独秀偏重理论和宣传，缺少实际组织能力。
陈独秀一旦失势，中央的权力便可能重新分配，这正是传单事件最令人警惕的地方。
有意思的是，李达后来回忆张国焘时，曾用“打倒你，我起来”概括他的行事方式。
李达与张国焘在中共二大前后矛盾加深，这说明张国焘的问题并非一次偶然失误，而是与他的权力观和处事方式有关。
陈独秀最终在多方营救下获释，传单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。
但在革命组织内部，未经讨论便以组织名义发表材料，已经是严重的纪律问题。
它也成为张国焘早期政治生涯中难以洗去的一笔。
第二件事发生在1925年的北京。
5月20日，张国焘从上海来到北京，与李大钊商谈工作。
第二天，他便被奉系军警逮捕。
张国焘当时只有27岁，正处于革命活动最活跃的阶段，却突然落入了敌手。
关于狱中的情况，后来的材料多由回忆录和相关叙述组成，细节并不完全一致。
较为普遍的说法是，张国焘起初没有供出重要情况，但在审讯和威胁下，逐渐交代了北京共产党组织成员及活动线索。
李大钊得到消息后及时转移，避免被立即捕获。
然而，北京地区仍有40多名共产党人被捕，党的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。
对于一个刚刚经历五卅运动、正在迅速发展的革命组织而言，这种打击十分沉重。
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李大钊当时并不知道张国焘已经供述了相关情况。
张国焘获释后，李大钊还曾设法营救他。
一个在狱中泄露组织秘密的人，反而得到被自己牵连者的帮助，这段经历后来常被视为张国焘政治品格上的重要污点。
张国焘在多年后撰写回忆时承认，1925年的被捕改变了他的思想。
他说，牢狱生活削弱了自己原有的锐气，也使他开始怀疑革命能否解决社会问题。
这样的自我解释，可以说明心理变化，却不能替代对泄密后果的判断。
革命者身处险境时，恐惧并不罕见，真正决定政治生命的，是能否在压力之下守住组织秘密。
张国焘后来在党内斗争中不断强化个人权威，1935年长征途中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，另立中央，最终走向分裂。
1949年后，他离开大陆，转赴香港，后移居加拿大，1979年去世。
陈独秀事件留下的是擅自曝光，李大钊事件留下的是被捕后的供述。
两件事性质不同，却都指向同一个问题：张国焘把个人判断置于组织纪律之上，也把政治前途看得重于同志安危。
这样的选择，构成了他早期革命经历中最受诟病的两处污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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